最近忙於開展新的研究方向,並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許多歷史相關的珍貴著作,這對於不是歷史科系出身卻在半路想進一步探究歷史的我來說,每每造成內心的激動,使理性都變成矯情。
法國史學家布洛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1886-1944)無疑是令人尊敬的,不只在於他終為真理捨身的英烈事蹟,布洛克所堅守與實踐的,仍是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良心,一份正直、勇敢、懷著人類互愛精神的初衷。其未完的遺作《史家的技藝》(周婉窈譯,台北:遠流,1989),不單是布洛克本人謙稱的「一本屬於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或「一本屬於長久使用尺及水平儀的職工的記事本」,而是避免史學墮入自成「反證」(反歷史的)的清明思考,以及留給後繼者智識的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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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
幾年前,一個與我關係至密的男孩如此詢問他那歷史學家的父親。我希望我能夠說,這本書就是我的回答。對於一位作家,我想最高的讚譽莫過於說他能夠對學者及學校的小孩用同樣的語調講話,然而,這樣崇高簡單的事,畢竟是少數出類拔萃的人才享有的特惠。無論如何,雖然當時我或許不夠能力滿足這個小孩對知識的渴求,他所提出的問題,此刻正好讓我拿來當作起點。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這是個天真的問法,但我卻覺得這是至為確切的問題。這個問句,帶著那個執拗的年紀令人難堪的率直,其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歷史學的正當性的問題。
於是,歷史學者就這樣被要求說明他自己!他如此做,並非毫無一絲內在的顫慄。有那一個藝匠,在老於本行時,能不悚然而驚地自問是否明智地花費了一生呢?這個問題遠甚於職業良心不足道的不安。的確,我們整個西方文明是與之相干係的。
因為,我們的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在於其一向極端注意過去。不論是基督教的遺產抑或古典的遺產,無不包涵這個特性。我們最先的主人──希臘人與羅馬人──是撰寫歷史的民族。基督教是歷史學家的宗教。而其他的宗教體系則在幾乎外於人類時間的神話裏建立他們的信念與儀式。基督教的聖典是歷史書,並且,他們的禮拜儀式記載著教堂紀年、聖徒生活,倂同神在塵世的經歷的情節。就另一更為深遠的意涵而言,基督教更具有獨特的歷史性格。介於伊甸園的墮落與最後審判間的人類命運,在基督教眼中,是一漫長的旅次,而其中,每一生命,每一個別的"朝聖"過程,都是此一旅次的反映。只有在時間裏,因而也是在歷史裏,作為一切基督教思想之軸心的原罪與救贖的大悲劇,始能展開。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文學巨構,迴盪著"過去"的回聲。我們的實行家不斷地把真確的或所謂的歷史教訓掛在嘴上。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同一文明內各種不同的羣體心理間的微妙差異。舉個例子,許久以前,庫爾諾(Cournot)即已觀察到:羣體的法蘭西民族,永遠傾向於以理性來重構世界,遠不及德國人那樣熱烈地活在羣體記憶之中。無疑地,文明也會改變。我們的文明有朝一日或會擺脫歷史,這事情本身並非不可思議,而歷史學者最好思索這個可能性。如果他們掉以輕心的話,危險的是,較正確的歷史將會湮沒在曲解的歷史之中。然而,要是真的到達了這個地步,代價將是與我們最恆定的知識傳統發生深遠的決裂......
--Marc Bloch, 《史家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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